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乔石建立信访机制,尉健行推动合署办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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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5-8-8 14:41:40 |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|倒序浏览 |阅读模式
1987年,十三大召开,纪检工作进入新阶段。在这次大会上,乔石接棒陈云,成为中纪委书记。第二年年初,党中央提出了“经济要繁荣,党政机关要廉洁”的要求。在此背景下,中纪委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信访机制,重视群众监督的力量。其中,铁道部的“大老虎”就是在群众的监督下浮出水面的。
1988年,中纪委信访部门陆续收到许多举报线索,检举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以权谋私,中纪委十分重视。没多久,铁道部另一名副部长罗云光的严重失职和受贿问题被发现,中纪委要求张辛泰赴郑州,协助调查罗云光案。张辛泰居然顶风作案,表面上“协助调查”,暗地里先后3次潜回北京,接受他人贿赂。1990年5月,办完罗云光案后,中纪委集中调查张辛泰的受贿线索,张辛泰自以为天衣无缝:“送礼人送东西时,我当时不在北京,现在正要向组织说明。”最终,中纪委工作人员在郑州查到了张辛泰潜返北京受贿的证据,拆穿了其谎言,张辛泰终告落马。
1992年,十四大召开,尉健行成为新一任中纪委书记,并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连任。一上任,尉健行就推动了中纪委和监察部的合署办公——监察部于1986年恢复,1993年合署办公后,与中纪委“一班人马、两块牌子”,从而把党的纪检职能和国家的行政监察职能统一起来,理顺了党政监督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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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纪周
此后,纪检工作进入一个新高潮。据媒体统计,从1993年到2002年,共有41名省部级官员受到查处,很多案件至今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。其中,既有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、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这样的地方领导,也有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这样的部委领导,还有华能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查克明、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赵安歌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领导,更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这样的国家领导人。尤其是成克杰一案,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因腐败被判死刑的国家领导人的纪录。而此案的案发,源于1997年中纪委查办广西贵港一名副市长时发现的模糊线索。从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案件查起,几经曲折,先后突破35名涉案人员,最终打下成克杰这只级别最高的“大老虎”。
吴官正创立巡视制度,贺国强查办薄熙来案
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,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。次年2月,十六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召开。这次会议有两大亮点,一是对各级纪委的职能做出定位。此前,在新中国成立初期,中纪委书记朱德说,各级纪委是党委的“助手”和“办事机关”;在改革开放初期,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又把各级纪委比喻为党的“保健护士”“保健卫士”。但这些都不是职能定位。直到此次会议,才把纪委职能定位为“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”。
另一个亮点是提出“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”。在这次会议结束半年后,2003年8月18日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正式批准中纪委、中组部关于设立专门巡视机构的请示。随后,组建5个巡视组,共有45名巡视工作人员。各巡视组组长从刚离开工作岗位、尚未办理退(离)休手续的正省部级干部中选任,副组长由副部级巡视专员担任。巡视制度的创立,加强了中纪委的监督力量。就在巡视组成立的第二年,即2004年,便有16个省部级官员落马,创下历年来的新高。2006年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、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案,2007年的山东省委原副书记杜世成案,都是在巡视中发现线索的。2007年夏天,吴官正还专门前往北戴河,看望第一期全国巡视干部培训班的学员。
吴官正任内查办的大案还有一个值得关注,即原十六届中央委员、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案。2001年8月,审计部门在一次常规审计中,发现负责贵州公路建设的许多公司都是外地的“空壳公司”。纪检部门随后跟进,查出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有重大嫌疑。卢万里随即仓皇外逃,2003年才被缉拿归案。卢万里深知死罪难逃,为减轻罪责,向纪检机关举报了刘方仁。卢万里供称,1999年8月,在国外经商的亲戚来找他帮忙,他便将亲戚引荐给刘方仁。该亲戚将一对价值10.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送给了刘方仁。纪检部门从这对名表入手,开始调查刘方仁,发现刘方仁本人及亲属有严重的经济问题,官商勾结,收受贿赂。刘方仁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走上法庭的省委书记。2004年6月,他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,关押于秦城监狱。
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,贺国强接替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。在十七大报告中,提出了党的“五大建设”,将反腐倡廉建设和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制度建设并列,把反腐倡廉提到了新的高度。在此背景下,中纪委“打虎”力度再次加大,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、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案,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等一批影响重大的案件得到严肃查处。
王岐山的改革
2012年11月,党的十八大召开,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。一上任,他就展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。2012年11月30日,他组织专家座谈会,向与会学者推荐了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一书。很多学者分析,王岐山是借此书表达改革纪检制度、厉行反腐的决心。随后,王岐山通过媒体向公众传递了这份决心。2013年1月30日至2月6日,人民日报连续刊发4篇署名为“钟纪岩”的评论文章。一位接近中纪委的人士透露:“钟纪岩就是中纪委研究室,这些文章反映了领导的思路。”
改革首先发生在中纪委内部。据中纪委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,2013年4月22日至26日,中纪委领导班子成员花了5天时间,分别约谈了53位派驻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纪检组组长、纪委书记,“这在中纪委的发展史上实属首次”。5月,中纪委又对内设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进行了调整。此前,中纪委共有27个内设职能部门,包括8个纪检监察室和预防腐败室、案件审理室、信访室等。按照王岐山的要求,纪检监察室由8个增加到了10个。第一至第四室主要查办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腐败案件,第五至第十室主要查办31个省、市、自治区党政机关的腐败案件。“虽然机构有调整,但人员配备并未增多,新增加的机构人员主要从中纪委其他处室抽调整合而来。”在中纪委的带动下,截至2013年10月底,有17个省、市、自治区纪委新设了1至2个纪检监察室,各级纪委的一线办案力量大大增强。
此后,王岐山着手改革巡视制度。巡视组开始试行3个“不固定”:一是巡视组长不固定,中纪委建立了自己的巡视组长库,组长不再是“铁帽子”,而是一次一授权。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,这一变化让想打“人情牌”的被巡视单位“很难提前做准备了”。二是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,巡视组“下沉一级”,到领导干部曾经担任过“一把手”的地方了解情况,还要协调银行、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,抽查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情况。三是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,纪检监察机关派员全程参与。知情人士透露,王岐山还告诫巡视组要创新巡视方式,既要“明察”,也要“暗访”。
2013年5月,王岐山启动第一轮巡视工作,派出10个巡视组对江西、湖北、内蒙古、贵州、重庆、中储粮、水利部、中国出版集团、中国进出口银行、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巡视。9月底,各巡视组已全部向被巡视单位反馈意见,并将问题线索移交中纪委。10月,王岐山部署第二轮巡视,分别对山西、吉林、安徽、湖南、广东、云南、新华社、国土资源部、商务部、三峡集团再派出10个巡视组。截至记者发稿时,第二轮巡视工作仍在进行。2014年1月8日,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《2013年巡视工作综述》,指出贵州省委原常委、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,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,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,江西省人大原副主任陈安众,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,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6人被立案调查均是由巡视组发现的问题和线索。
2013年下半年,王岐山开始推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建设。王岐山深知网络反腐的积极作用,早在2012年11月,他就说过,“网上的舆论,包括骂声都要听”。2013年9月2日,他出席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仪式,亲手按下“启动”按钮。此后,神秘的中纪委变得越来越接地气。9月12日,中纪委常委、秘书长崔少鹏到网站做在线访谈。他说,条件成熟时,中纪委还将开通官方微博、微信等新媒体应用。
截至目前,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在线访谈栏目已办了6期,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、张军相继答网友问。有网友问:“中央巡视组权力这么大,巡视组成员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,也存在被拉拢腐蚀的危险,谁来监督巡视组,保证巡视组成员的廉洁与实效?”张军回答说:“这个问题非常好。中央对巡视队伍自身建设非常重视。王岐山同志多次强调,有权就有责,权责要对等。巡视组对重大问题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就是失职,发现问题没有客观如实地报告就是渎职。中央巡视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,要接受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监督,也要接受被巡视地区和单位、新闻媒体、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。如果疏于职守,有失职、渎职或者违反规定的行为,都要严肃按规定追究责任。”
2013年末,中纪委的改革推进到管理体制上。11月15日,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提出,“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。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”。这意味着,由陈云始创的纪委双重领导体制,从当年的“同级党委领导为主”变为“上级纪委领导为主”。4天后,中纪委常委侯凯出任上海市纪委书记,被视为“中纪委加强对地方纪委垂直领导”的开山之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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